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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報紙說陸客少一半，業者希望政府幫他們解決，甚至希望政府承認九二共識，政府應該做嗎？

南嘉生：不，不需要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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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政府不是要替人民解決問題嗎？

南嘉生：對。但這句話並不精確。因為「人民」不是小孩，他有獨立的行為能力。「政府要替人民解決問題」是指人民無法單靠自己能力處理的問題。這當然也包含他們經過理性思考後的抉擇，所產生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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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難道「陸客少一半」不是政府的問題嗎？

南嘉生：不。首先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依舊處在緊張的戰爭或半戰爭狀況，努力要與中國做生意，就要負起一般經濟活動以外的風險。或者我們稱為政治風險。現在「陸客少一半」是政治風險造成的，必須由廠商自己負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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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政府不也是鼓勵人民與中國做生意？

南嘉生： 但現在的民意所決定的政策卻是反對的。在「鼓勵」與「反對」之間，那種風險是清楚存在。理性決策的人不應該僅附從政府的決策，然後要政府負完全責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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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人民要怎麼做？有時候鼓勵，有時候反對。

南嘉生：那去控告政府，為何政策會出現這麼大的轉變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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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你認為政府會怎麼做？

南嘉生：理性且完整的處理方式是：檢討過去以來的兩岸政策，並檢討在政策反覆下，企業的理性抉擇是甚麼？前者是政治與政治。後者是法律與經濟。特別是經濟的問題。或者稱政治經濟學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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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能否講得更清楚一點。

南嘉生：在戰後歷史上，兩蔣時代是對與中國親近的人或企業，給予強烈的懲罰。包含死刑與沒收財產。在李登輝之後才逐漸鬆綁，到馬英九又鼓勵往中國投資。但這個政府始終沒有跟人民正式且清楚解釋，為何有這樣的政策改變？這很重要。因為有這樣的正式舉動，人民就可以基於此向政府正式提出質疑與政策賠償。要求更完整的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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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能否更「正式且清楚」的說明？

南嘉生：可以。這也就是說，政府要回答人民，為何以往要堅決和中國對抗，並且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。也要解釋中國怎樣的改變，包含與我們之間的法律與政治關係調整，以致於以往的政策可以調整，改以新政策處理。那麼，兩蔣時期的政策將一一被檢討。更重要一點，也是大家關心的，在和中國交往的新狀況下，中國給予台灣怎樣的法律與政治關係，而這些能否保障我們與它們之間的互動，免除或清楚各項法律與政治風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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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我們先關注現在的政治與法律問題。

南嘉生：好的。以最近的陸客少一半為例，為何僅對台灣採取這樣的政策，而不是對所有的國家，做出相同的措施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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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有人會說：那是台灣選出來的總統是偏向獨立，與中國的利益不合。

南嘉生：這就是很重要的政治問題了。台灣為何不能根據自己的意願，決定我們的國家發展方向？選出我們所期待的總統呢？如果不可以。那就是我們與中國的政治與法律關係尚處在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」。那我們要問：那是怎樣的關係？能否進行貿易與互通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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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是不是說中國對台灣與對美國、日本，甚至菲律賓，是採取不一樣的國際關係？

南嘉生：是的。如果是這樣，那我們在中國的法律上，是不是獨立的國家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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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中國當然不這麼認為，不然怎麼會有「反分裂國家法」？

南嘉生：對！就因為這樣，所以中國對待台灣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。用國與國的關係去看待或處理台灣與中國關係，就是錯誤的。即令我們無恥，退一步、退兩步要牟取兩岸互動的利益，也要清楚的問：到底中國怎樣定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？當這兩者都不清楚。人民可以要求政府講清楚，甚至直接控告政府，將人民的利益暴露在政治風險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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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麼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？

南嘉生：「一個XX，各自表述」。或者稱台灣認為「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」，中國認為「特殊的地區與地區的關係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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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請深入分析。

南嘉生：就台灣來說，我們有時候將中國視為另一個國家，有時候又將它視為同一個國家。到底台灣是將與中國關係視為是國家或國家的關係，或者非國家與非國家的關係，說真的台灣政府也不知道。所以是「特殊的國與國」的關係。中國很清楚的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個地區。但它始終管不了這個地區，也不能代表這個地區，所以稱為「特殊的地區與地區」的關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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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你認為台灣與中國是甚麼關係？

南嘉生：那要問今年的一月十六日，台灣是選總統？還是特首。更重要一點，台灣是選地區議員或國會議員？若我們很確定是選總統，那我們就是一個國家。我們不能一方面選總統，一方面又否定自己是一個國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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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為何選國會議員與否，更為重要？

南嘉生：國會議員所通過的法律，是否是這個國家除憲法外，最高階的法律？這就確認他是不是獨立國家。它在制度上的意義，比之選總統更具有深刻意義。其實，台灣的最高法院是不是終審法院，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標。有很多政治判斷不是從某個人的權力去解讀是否為國家，而是從制度的權力設計去解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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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「陸客少一半」要怎麼處理？

南嘉生：自己負責任。要經營企業，就要知道有風險。經營陸客生意的風險在台灣是眾所周知。即令有政治加持，也會有政治風險。既然你想要享有政治加持的利益，就要承擔政治加持的風險。就算政府出面要承擔這種政策變動產生的衝突，也不能不追問那些沒有政治判斷力的行為，難道不需要負責任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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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商人除負擔商業活動的風險外，為何還要承擔政治風險？

南嘉生：商人想要追求有政治風險的利潤，當然要承擔政治風險的損害。這是經濟行為的正確態度。所謂商人不需要負政治風險，在經濟學的看法是：當所有的政治資訊都清楚解讀，然後大家都認定不會出問題，並且預期內沒有問題，這是經濟理念上的政治思考。而政治風險是這些都思考後，結果產生預期以外的問題，那種政治風險才是政府要出面處理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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昇：那「陸客少一半」要怎麼處理？

南嘉生：他僅說「陸客少一半」，但他沒有說其他客怎麼樣？而真正應該回應的是：轉型。即令陸客沒有少一半，在商業活動中，也要努力提升。在商業活動中，隨時跟著市場變化而調整是常態作為。「轉型」講得太嚴肅了。當陸客少一半而無法處理，除了訴求幫忙外，更應該檢討的是：他是否適宜繼續從事這個行業？甚至適合從事商業活動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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